韩愈既写过“断送一生唯有酒”，又写过“破除万事无过酒”，这两联诗出自毫不相干的两首诗。他本人大概也未曾料到，百年后一位执拗的宰相会将它们倒置重组：“酒、酒，破除万事无过，断送一生唯有。”这种近乎文字游戏的颠覆性重构，犹如王安石在北宋文坛投下的一枚深水炸弹——世人往往称这一行为为“剽窃”。
王安石一生作诗一千七百余首，其中向前人“致敬”的作品至少有百首之多。难怪钱钟书在《谈艺录》中戏称：“集中作贼，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。”
这番评价倒非全然苛责，因为王安石有“偏搁一只羊薅”的“癖好”。 他曾对一位诗人的同一首诗反复借鉴至少三次，堪称“集中作贼”的典型案例。
这位不幸频繁“被薅”的诗人，便是南梁的王籍；那首声名远播、饱受王安石“青睐”的诗，正是千古名篇《入若耶溪》。
壹王籍在《入若耶溪》中写道：
艅艎何泛泛，空水共悠悠。阴霞生远岫，阳景逐回流。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此地动归念，长年悲倦游。
当那一句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在南朝诗坛已经凝为永恒静穆的经典诗句时，估计王籍绝不会想到，五个世纪后的王安石竟还执意以刀笔重塑其意境。
王安石先在《钟山即事》中写道：
涧水无声绕竹流，竹西花草弄春柔。茅檐相对坐终日，一鸟不鸣山更幽。
众所周知，王籍是以“鸟鸣”来衬托山谷之幽静，王安石偏以“不鸣”显“山幽”。究竟谁的功力更高明，显然是不言而喻的。王安石或许也知道自己的作品略逊一筹，但诚如胡仔的推测：“皆反其意而用之，盖不欲沿袭之耳。”他是为求不同而刻意不同。
据说，后来王安石又重写《钟山即事》，每句各减两字，将其改写成一首五绝诗。于是，末尾两句变成了：“相对坐终日，鸟鸣山更幽”，这下，字面竟完全复归王籍的原句了。
前人曾苦思得“风定花犹落”一单句，传为千古绝对。王安石得知后，对之以“鸟鸣山更幽”。于是，原本的戏作单句，瞬间化为精巧的联句：“风定花犹落，鸟鸣山更幽。”
王籍的《入若耶溪》因其经典性享誉诗史，然而，后世学者中不乏有这样的观点：王籍的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固然神妙，但上下句境界略显单一；反观王安石的拼凑之作，“风定花犹落”是静中见动，“鸟鸣山更幽”为动中取静，动静相生，意境似比原句更为丰富高远。
换言之，通过大胆的化用与重组，王安石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前人。
贰论及诗歌，唐诗是难以逾越的高峰。王安石亦在频繁地致敬唐诗，他最热衷借鉴的诗人，恰恰是最负盛名的几位：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……
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，王安石借鉴起来难免有“取之不尽”的“烦恼”，其用心程度反不如对待王籍诗那般专注。平心而论，他在借鉴唐诗时，确乎表现出些许“邯郸学步”的痕迹。
李白《秋浦歌》中“白发三千丈，缘愁似个长”的豪情，千古流传。王安石的改写版本则是：
不见故人天际舟，小亭残日更回头。缲成白雪三千丈，细草孤云一片愁。
且不说王的诗歌在气势上与原诗相去甚远，单看“缲成白雪三千丈”一句便令人费解，试问，片状的白雪怎么能被“缲”（注：缲，将衣服的布边儿往里头卷进去的一种缝纫手法）成三千丈呢？荆公此改，确有东施效颦之嫌了。
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政治家，王安石亦写过不少闲适诗，如《自白土村入北寺》中：
坐石偶成歇，看云相与还。会须营一亩，长此听潺湲。
此诗意境本佳，但要看跟谁比，它“致敬”的对象是王维的名句：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”一经对比，显然又高下立判了。
王安石有时又仿佛刻意要“杠”，偏要与所借鉴的诗句反其道而行。李白《留客中行》云：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”王安石却一本正经地质疑：兰陵美酒真有香气？莫非是诗人夸大其词？于是笃定写道：“郁金香是兰陵酒，枉入诗人赋咏来。”
王安石的这种勇于质疑的行为，常常被解读为认真或者执着的品质，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。他的质疑究竟是“自我推敲”还是“高级借鉴”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
叁世人论及王荆公的执着，常常会想起《泊船瓜洲》的创作轶事。王安石《泊船瓜洲》云：
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
连小学生都知道，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中的“绿”字，据传他反复推敲了十余次，初云“又到江南岸”，改为“又过”、“又入”、“又满”……经过十多次修改，终定为“又绿”。
然而，钱钟书先生考证指出，“绿”字的此种用法在唐诗中早已屡见不鲜（如“东风何时至？已绿湖上山”）。恐怕，王安石在此选用“绿”字，与其说是苦心孤诣的锤炼，不如说是又一次对前人的致敬罢了。
这首《泊船瓜洲》堪称王安石的代表作，而其《梅花》诗流传更广。但坦率而言，《梅花》诗同样有借鉴的嫌疑。
《梅花诗》原出古乐府，后经南北朝诗人苏子卿改写为：
中庭一树梅，寒多叶未开。只应花是雪，不悟有香来。
王安石的《梅花》则是：
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
单看王安石之作不觉有异，但两诗并读，端倪立显：王安石的诗歌不但是对苏子卿作品的“二创” ，而且，每一句都是在故意反着写。这种刻意的反转，着实令人莞尔。
对于荆公的种种“借鉴”行为，古往今来学者（如钱钟书）颇有微词。那么，王安石本人如何看待此事？
肆《邵氏闻见后录》载有一则耐人寻味的轶事：北宋时有位叫李世宁的“异人”，好作诗，但诗作多为重组前人诗句而成。某日，李世宁以此法作诗赠予王安石。荆公问其故，李世宁坦然道：“意到即可用，不必皆自己出。”
王安石追问何谓“意到即可”， 李世宁笑着解释道：“《孝经》，孔子作也，每章必引古诗，孔子岂不能自作诗者？亦所谓意到即可用，不必皆自己出也。”王安石深以为然。
今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在没有便捷搜索引擎的古代，“抄袭”（或曰广泛征引）本身亦非易事，它最起码要求作者学富五车、博闻强识。王安石恰恰是这般博览群书的“书虫”。 笔记记载，他既曾斥责反对变法的旧臣“公辈坐不读书耳”， 亦曾无比骄傲地宣称：“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'难经’、'素问’、'本草’、诸小说无所不读。”
因此，王安石的“借鉴”行为，有着积极的意义：在雕版印刷初兴的11世纪，他的行为堪称是知识垄断时代的另类突围。以及，这种突围，建立在他渊博的学识和解构经典的勇气之上。
清代学者对此有过精辟评论：“王荆公好将前人诗，窜点字句为己诗，亦有意胜前人原作者。在荆公则可，吾辈不可。”南宋王应麟则佩服地说道：“荆公为文，字字不苟如此，读者不知其用事。”
“剽窃”或许是贴在王安石身上的一个标签，但它彰显的，正是其“在朝争法，在野争墩”、生性好强、勇于突破的精神内核。王安石以颠覆传统的方式延续传统，用解构经典的手段再造经典。这种悖论式的创作哲学，或许才是北宋文坛经由王安石之手，留给后世最珍贵的思想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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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老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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